“原审被告人曲龙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9月12日上午，在庄严的国徽之下，审判长宣读判决。
看着递到手中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政泉）原执行董事曲龙不禁眼眶湿润。从这一刻起，此前被判决犯职务侵占罪15年有期徒刑、已经蒙冤入狱6年多的他，终于洗刷冤屈、重获自由。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相信一定会有洗刷冤屈的这一天。”面对记者的采访，曲龙以及妻子周莉、代理律师穆峰详细讲述了曲龙被“红通逃犯”郭文贵勾结公权力构陷迫害蒙冤入狱、遭受虐待折磨死亡威胁的不堪回首经历，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再审判决无罪、重获清白自由的全过程。
从合伙到反目，依法举报遭遇连环报复
2011年4月1日，对郭文贵构建“黑金帝国”来说，是极为重要而得意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以超低的“白菜价”，正式办理了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的受让手续。自此，以巨额流失的国有资产为代价，民族证券成为郭文贵的“提款机”和“钱袋子”，随时缺钱随时取用。
然而，此前一天，对与郭文贵曾经“患难与共、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曲龙来说，却是厄运突降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他一场历时6年多的灾难的序幕。灾难的起因，就在于曲龙对郭文贵勾结公权力人员违法收购民族证券的持续举报。
时间拉回到六年多前那“惊险一幕”。2011年3月31日17时许，在北京东四环窑洼湖桥颂江南饭店的停车场，曲龙突然在车内被10多名身份不明的人员包围，威逼他立即下车。
感觉对方来意不善，以为是遭遇绑架和谋财害命，曲龙拒绝下车，这些人员随即开始砸车、撬车门。曲龙和司机当即在车内拨打110报警，令他震惊的是，手机信号竟然怎么也无法拨出。
曲龙在车内拼命反抗，但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下，塞到另一辆车里后带离了现场。
“现场一片狼藉，整个车已经砸变了形，副驾驶座位上散落着碎车窗玻璃和一块大石头。”曲龙的妻子周莉回忆，“赶到现场后，我马上向派出所报案，但查了一夜也没能查到任何音信，当时就想曲龙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巨大的恐惧感涌上心头，周莉知道“郭文贵开始对曲龙下黑手了”。然而，周莉没想到的是，作为丈夫曾经的老板兼合作伙伴，郭文贵竟会如此狠辣。
这成为曲龙第二次入狱的开始。而记者调查获悉，曲龙的第一次入狱，也是因郭文贵而起。
两人开始打交道始于1998年。那时曲龙在北京开汽车修理厂，生意做得还不错，年纪轻轻身价过亿。当时，郭文贵的侄子郭茂元负责管理郭文贵公司的车辆，经常到曲龙的修理厂来修车，期间欠下修车款几十万元。
“大约1999年左右，郭文贵涉及一桩案件逃到海外，过了1年多才回来。”曲龙说，郭文贵回来以后，不但把拖欠的修车款一次性还给了曲龙，还请他到家里吃饭表示感谢。
初步交往，曲龙就被郭文贵所深深折服，认为郭文贵“信佛、孝顺、仗义”，像一位好大哥，希望能与之结交。
尤其是俩人还有共同爱好，“我俩都挺喜欢车的，那时我在卖宝马、奔驰等进口车，郭文贵从我这里买了一些车，我觉得郭文贵这人相当不错，很快我们就熟起来了。”曲龙说。
2000年，曲龙做奔驰代理，向郭文贵借800万元，郭文贵痛快地借给曲龙，且不要任何抵押，这更让曲龙感觉欠了郭文贵一个不小的人情，一直等有机会要还给人家。
没想到，还郭文贵人情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可这不但让曲龙几近破产，还一度深陷牢狱。
2003年，郭文贵在朝阳区大屯乡拿了两个房地产项目，也就是现在的盘古大观和金泉广场地块。2005年的时候，郭文贵因为交不出土地出让金，这两个房地产项目面临被北京市政府收回的局面。资金紧缺、到处欠债的郭文贵急得四处借钱，也找到了曲龙。
曲龙当时的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他经营的汽车销售业务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长丰猎豹的民政部招标项目，账上有2亿左右的汽车销售款。出于还人情的心里，他把其中的1个亿借给了郭文贵缴纳土地出让金，约定一个月还款，没想到，这笔钱的归还遥遥无期，曲龙还吃上了官司。“后来我了解到，郭文贵借了钱以后也根本不是缴纳土地出让金，而是被用来拆东补西归还其他的一些欠款。”
由于曲龙没能按期给长丰猎豹汽车公司回款，长丰猎豹汽车公司向湖南省公安厅举报他涉嫌合同诈骗，2005年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曲龙带走。而这个时候，郭文贵早已听闻风声，因为害怕一同被抓，抛下他的债主曲龙，又一次逃往国外。
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还债，曲龙只能变卖了自己的一些经营正好的公司和资产。还清了欠款后，已羁押9个月的曲龙被湖南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释放。
等到曲龙还清欠款恢复自由，郭文贵才敢回国。
因为这事，曲龙和长丰猎豹的合作关系终止了，他的其他公司经营也受了很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他在汽车圈内的信誉度受到严重损害，人生一下子面临困境。
这个时候，郭文贵主动找到他，“老弟，你为我的事受了不少苦，你的企业受了很大损失，还不如跟我干，我给你政泉和盘古50%股份，比你做汽车生意强”。
2006年，因为用“卑劣手段”搞倒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事，郭文贵在北京的商业圈内名声极臭、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郭文贵以不方便出面经营公司为由，口头邀请曲龙为其打理实际控制的北京政泉，并任命他为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权力。在郭文贵丰厚的许诺下，曲龙欣然接受，成为其麾下第一“大将”。这也为数年后曲龙蒙冤入狱埋下了伏笔。
此后，进入政泉工作的曲龙成为郭文贵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自此，两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他也亲眼见识了郭文贵的各类骗术和表演。
“在郭文贵在盘古酒店组织的一些饭局中，他会突然告诉饭局上的人‘小点儿声’，说某某中央领导的家属马上就到他们隔壁的房间吃饭，其实当时隔壁根本就没有人。有时候公司来了个排戏的女演员，他就说这是大领导的女儿，是公主。这些凭空的吹嘘，让人觉得他能手眼通天。”曲龙说。
更滑稽的是，有一次，郭文贵老家的一个官员来北京，约郭文贵见一面。当天本来没事的郭文贵派人拿过来一张纸，当着该老家官员的面，现场开始编自己的日程安排：一会要和中央领导的某某秘书见面，一会要和某个大导演吃饭，只有10分钟的时间见一面。这番表演，唬得该官员一愣一愣，对其更加敬重和佩服。
曲龙和郭文贵的亲密关系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在收购天津华泰公司的事情上，两人之间开始产生嫌隙，相互设防。
2008年6月，郭文贵收购商人赵云安持有的天津华泰公司70%股权，目的是控股后，可以动用天津华泰的数亿元资金。
记者调查获悉，在收购过程中，郭文贵一开始让曲龙和其他人帮他代持。“郭文贵把天津华泰4亿多元资金转出后，因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向赵云安支付对价款，在此情况下，郭文贵决定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我，并安排我和赵云安签署了合法的二次收购备忘录。”曲龙说。
曲龙接手天津华泰公司后，通过诉讼、和解、并购等方式解决了股权纷争，天津华泰公司开始进入良性运营。
郭文贵得知华泰的官司基本摆平，又听说公司投资的一个钼矿价值超过百亿后，就打起了“歪主意”，开始琢磨要回天津华泰公司。
“郭文贵认为我捡了一个大金娃娃，收益价值很大，就谎称中纪委的某领导帮忙了，华泰公司要转给那个领导，我太了解他的心思了，就是自己想要，我不可能把公司给他，就以这是行贿为由回绝了郭文贵。”曲龙说。
几天后，郭文贵又一早就打电话给曲龙，称中纪委的那位领导着急了，要求曲龙必须尽快转让华泰公司股权。
“咱们都是一起骗别人的，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想要这个公司就直说。”对郭文贵这一手再熟悉不过的曲龙，当时也没给郭面子，直接揭穿了郭的把戏，在电话中与郭开始对骂，俩人从此交恶。
为达到逼曲龙就范的目的，郭文贵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不但给曲龙寄他孩子上下学的照片、发家人的住址信息，暗示要伤害他的家人，还直接安排两个面包车的人去华泰公司抢走公章和证照，把公司大门上锁逼公司关门。
迫于郭文贵的压力，曲龙此后把公司迁到了内蒙古。
此后郭文贵又开始出邪招，勾结国家安全部处长高辉等人，以曲龙涉黑涉枪为名，先后向首都机场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天津市公安局以及郑州市公安局、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举报，导致曲龙短时间内连续被调查。
调查期间，郭文贵还多次向他出示有领导签字的举报材料和办案单位的一些调查情况，公开对他进行威胁，扬言不将天津华泰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郭文贵，就置他于死地。
因为公安机关的多次调查，曲龙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无路可走的他被迫反击。
曲龙开始整理郭文贵的违法事实材料，从2010年开始，实名向国家安全部和中纪委举报郭文贵勾结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处长高辉和中纪委处级干部孟会青等人利用公权力疯狂敛财、迫害企业老板，非法掠夺企业财产，以及违法违规收购民族证券、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这些举报、特别是关于违法违规收购民族证券的举报，深深触及了郭文贵、马建他们这个犯罪集团的核心利益，让郭文贵开始对曲龙下死手。
“没想到，举报信转到了马建那里。之后，郭文贵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明确表示他已经知道我举报的事。”曲龙说，当时郭文贵留下话来——“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为了不让曲龙坏了好事，郭文贵又安排手下人以曲龙涉嫌商业欺诈为名，向北京市公安部门两次报案，但北京公安均以此事系经济纠纷拒绝立案。
不得已，郭文贵找到了马建，希望安全部出面协调北京市公安局对曲龙进行查处。马建立即以安全部名义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协调此事，但北京公安部门仍没有立案。
郭文贵又向马建提出，其已私下跟承德公安有关人员进行了沟通，明确此事承德也有管辖权，但需要省厅支持，希望安全部同河北省公安厅领导打招呼，协调此事在承德立案。
马建很快派人到河北向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口头汇报，并亲自给张越打电话，希望河北省公安厅和政法委对此事给予支持。很快，张越安排承德公安立案侦查曲龙一案。
在此过程中，为了让河北更加名正言顺地立案，马建多次派人以安全部名义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说明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希望河北公安方面能够调查审理曲龙案件。
就在郭文贵正式办理民族证券股权受让手续的前一天，即出现了身份不明人士砸车带走曲龙的一幕。
事后查明，3月31日当天带走曲龙的，就是国家安全部处长高辉、郭文贵手下保安以及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民警等10余人，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
遭遇刑讯逼供被判15年，背后有公权力影子
令人不解的是，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将曲龙抓捕的承德办案民警，此后再未就枪支问题对其进行过任何询问，仿佛这个抓他的事由从来不存在一样。
曲龙回忆说，到了承德之后，他被关在承德市看守所。第二天就被外提到一个疗养院审讯，在一把铁椅子上坐了7天7夜。
“我被抓后，承德办案人员从来没有问过我枪的事。我第一次被外提至北京军区承德疗养院内‘熬鹰’的七天，全部的审讯都是围绕华泰公司股权和我举报郭文贵的事。”曲龙说。
关于华泰公司股权的归属，在其后成为曲龙被判处职务侵占罪的重要问题。
曲龙说，在铁椅子上坐到第5天，他就出现了幻觉，随即糊里糊涂地按照对方所说，承认自己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政泉公司持有的天津华泰股权，做了笔录。在这7天期间，他受到“熬鹰”式的审讯，全天24小时不许休息。
不久，曲龙又经历了一次7天7夜的提审，这次审讯的是他涉嫌非法侵占郭文贵公司开发的金泉家园四套房产的事情。这也是原审判定其职务侵占罪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记者调查获悉，所谓的曲龙侵占郭文贵的四套公司房产，实质上是经过郭文贵审批送给曲龙的房产。郭文贵之所以要送曲龙四套房子，一是因为曲龙在郭文贵公司任职期间，因企业经营需要替郭文贵垫付了一些资金；二是在郭文贵不方便出面的情况下，曲龙替他疏通了一些社会关系。于是，郭文贵为了继续笼络曲龙，亲口许诺送他四套房子作为补偿和激励。
但在两人闹翻后，这四套房产却成为曲龙职务犯罪的定罪依据。
相关证据也显示，曲龙所占有的公司四套房产，实际上是经过郭文贵同意，按政泉公司的审批程序审批，并非擅自利用职务便利侵占的公司房产。
但郭文贵指示公司多名员工，伪造出这四套房产的权属变更未经郭文贵同意的虚假证言。
负责销售公司房产的时任公司销售部经理邱逸清说，她在这4套房产的房屋变更申请表上看到了郭文贵的签字，但在郭文贵的指示下，她在此前接受警察问话时谎称，这4套房产的房屋变更申请表上没有郭文贵的签字。
在前述那次7天7夜的提审中，曲龙再次遭到刑讯逼供。“坐在铁椅子上不能动，也不让去上厕所，办案民警跟我说，如果你憋得难受就别吃喝，想吃喝就自己憋着。”曲龙回忆，审讯民警还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让他无法呼吸，看到他几近昏迷后，“就在塑料袋上对应的嘴巴位置戳破个窟窿眼让我喘口气”，如此反复，直到曲龙被逼承认侵占郭文贵的财产。
曲龙被抓半年后，他的辩护律师穆峰才获准第一次会见曲龙。
穆峰清楚地记得会见的场景：2011年9月左右，承德县看守所，曲龙出现在他面前，面部、眼眶等部位带有多处淤青。
作为相交多年的老友，看到身陷囹圄、伤痕累累的当事人，穆峰不禁落泪。“当时我就感觉到，曲龙案一定是个冤案，他在被带走后的半年时间里，肯定受到了持续性的、严重的刑讯逼供。”
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折磨，时时闪现的是幕后黑手郭文贵和马建、张越等人的身影。
曲龙记得，办案民警郭某某曾威胁他：“你的事是安全部马建部长和我们张越书记亲自指示督办的，这回你死定了。民族证券的事领导希望你闭嘴，华泰的股权你自己想办法还给郭文贵，如果按我说的做，让你少受点罪。”
穆峰和周莉均称，河北承德的办案民警曾在不同场合、当着他们的面，称郭文贵为“我们老板”“京城第一人”，与郭文贵关系密切的张越则被他们称为“董事长”。
而曾经身为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在郭文贵面前表现得如同一个随从。
据媒体报道，在方正集团原CEO李友与郭文贵刚刚交好期间，有次李友在郭文贵办公室，后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对李友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两个小时之内，张越果然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
面对郭某某的威胁，曲龙坚持说华泰公司的股权不管是谁的，都不是郭文贵的。“他们威胁说你闭嘴，再说就弄死你！”
根据曲龙的回忆，在后期审问中，郭某某曾对他说，你占了一个便宜，是你手里确实没枪，不然我找个杀人案安你头上，就把你给毙了。
在曲龙、周莉和穆峰看来，曲龙职务侵占罪一案，完全是由郭文贵一手策划，勾结马建、张越等官员，通过构陷给曲龙治罪的冤案。
种种迹象也显示，这起冤案早已预谋。
记者了解到，河北承德公安在实施抓捕的两年前，便已开始对曲龙展开调查。
穆峰介绍，早在2009年10月，承德市公安局便已对曲龙涉嫌私藏枪支案进行立案。而在2011年3月29日，也就是曲龙被抓的两天前，承德市公安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已将拘留证做好。
曲龙也提到，郭某某曾对他透露，“我们已经查了你一年多了，如果你不举报郭文贵和民族证券的事，我们也不会抓你，因为你的举报触及了我们领导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曲龙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4月1日，郭文贵以超低的对价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造成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2012年4月，在张越的直接干预下，曲龙被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判决，系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的最高刑罚。
曲龙提出上诉后，在律师对办案程序有明确异议的情况下，承德中院并未开庭，仅凭书面审理即维持一审判决。
从2012年9月起，曲龙被频繁更换多个关押地点，先后辗转于承德上板城监狱、承德市监狱、保定监狱、邯郸监狱和张家口监狱等多个监狱。
曲龙称，在服刑期间，跟他同监室的人员一度不许和他说话，让他从事高强度劳动，把他单独关进小屋40多天，也不让他打电话、与家属会见等。“我一直处于被监控中，他们担心我接触外界信息。”
这期间，曲龙的头发逐渐掉光。他回忆，自己多次被连续审讯多日，再加上精神压力过大，“头发连着头皮成块成块地掉，成了一个光头”。
在曲龙身处监牢的6年时间里，郭文贵对其家人同样是步步紧逼。
“郭文贵曾经说过，要让曲龙把牢底坐穿、妻离子散、一无所有。”回忆过往种种，周莉语气颤抖，“他确实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周莉和穆峰二人多次为曲龙的事情奔波，均遭到威胁。
曲龙被抓走后不久，周莉也从北京被强行带到承德，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半夜把我带到承德一个疗养院，对我的审讯很恶劣。办案民警说你必须要说曲龙的罪行，我说我不清楚，他们威胁说你不说就把你放到看守所。我说我是普通公民还是犯罪嫌疑人？他们回答，‘我们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周莉回忆，此次被拘禁长达7天，开始的三天她只能呆在房间里，后面几天才被允许到院子里走动。
周莉坚信丈夫是清白的，继续为曲龙的事情奔波。随后，她的电话也遭到监听，并被威胁别再找人插足此事。感到深深恐惧的周莉只好带着孩子回到老家黑龙江躲避。
2013年1月5日，在曲龙案已经终审判决半年多之后，她再次被郭某某等人从北京带到承德，让她交代所谓赃款藏到了哪里。“郭某某说，曲龙的事情没有完，要把他的案子做成铁案。”
在这次为期5天的拘禁中，周莉不堪折磨、心脏病突发，“呕吐物喷出两米开外，满墙都是”。
医生来检查后通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治疗。“他们可能怕我死在承德，就给我随便安了一个罪名，以取保的名义连夜把我放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莉至今悲愤难抑。母亲独自把她和姐姐养大，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姐姐本是央视一个知名导演，长发飘飘，过着很好的生活。在取保的时候，被查出可能患了肺癌，但还没确诊。她再三要求郭某某等人别让她的姐姐来签字取保，但被对方拒绝。签字的时候，她病中的姐姐双手哆嗦，几乎吓晕过去。由于他们的案子，姐姐精神压力太大，加重了病情，之后三四个月后就去世了。在过度惊吓和悲痛中，70多岁的老母亲也一夜白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就这样造成了。”
自此，全家的担子都落在了周莉的头上。但即使如此，郭文贵仍不想收手。
在围场县法院作出的判决中，曲龙除被顶格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外，还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曲龙回忆，在执行阶段，围场县法院执行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找他谈，“按领导的意思，你中垠公司名下的四台宝马防弹车（价值3600万）能不能直接划转给郭文贵，反正你的财产会被全部没收，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在拍卖你个人资产时给你家人留一套住房。”
随后，曲龙按其意思做了相关材料。但最后也没给家人保留住房。
在执行阶段，郭某某等人还曾多次威胁周莉及中垠公司其他股东，让他们放弃股东优先受让权。最终，郭文贵在上述司法人员帮助下，通过自己控制的两家公司在司法拍卖会上串通竞拍，将中垠公司价值1亿多元股权资产以900多万的低价购得。
“郭文贵派了两辆面包车的打手，把我们公司围了，说这家公司已经不姓曲了，违反劳动法强令500多名员工走人，也不给任何补偿。”周莉说，一名公司员工因为顶撞了一句，当晚就遭到他们的毒打住进了医院。从那以后，500多名员工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再敢抗议，只能被逼走人。
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周莉告诉记者，郭文贵的打手不止威胁她和她的家属，还威胁租给她卡丁车场地的乡政府。
除了多家公司外，曲龙原本还拥有一个室内卡丁车场。在曲龙被判刑、财产被全部没收之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周莉，本想依靠这个卡丁车场赚钱糊口。
但让她悲愤的是，郭文贵指使手下威胁卡丁车场所在地乡政府，不让继续租地给她，“不让我们有生存的余地，总之就是要让曲龙一无所有，没有翻身的机会。”
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家属，还包括中垠公司员工和律师。
在此期间，中垠公司财务总监刘某某和合伙人张某某等人也以各种理由，被抓到承德关了40多天，要求交代所谓曲龙违法犯罪的罪证，公司的钱也被陆续划走、车被扣押。
穆峰告诉记者，二审后，郭某某通过电话和当面交谈的方式，先后威胁他五到六次，要他不要再掺和此案。
即使是2015年1月马建落马后，郭某某还曾专门赶到天津，让穆峰对曲龙的事情闭嘴。后来，郭某某再次到天津约他见面，警告“有人可能要找你，你不要乱说，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但穆峰并未屈服，顶住压力不断为曲龙申诉。
“我始终坚信曲龙的案件是个错案。”穆峰说，在遭遇威胁时，他也告诫对方：“我跟郭某某说，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做早晚要倒霉的。”
穆峰认为，郭文贵与一些腐化的领导干部结成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是一个犯罪集团，置法律于不顾。
“郭文贵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利用公权力侵占曲龙和华泰的财产，实现对他犯罪证据的毁灭，使他原先的违法行为长时间无法被查出。郭文贵的行为属于集团犯罪，这和普通的团伙犯罪不同，是以利益为主线，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的。这种案件对法治公正造成了最大的伤害。”穆峰说。
改判无罪，法治彰显正义
曲龙服刑的数年时间里，在张越、马建等人的持续干预下，曲龙的翻案机会越来越渺茫。
律师穆峰只能等待时机。周莉则一边独自撑起家庭重担，一边持续申诉喊冤。
“以前，一有机会我就和家人讲申诉的事情，但案子当时在张越的干预下已经‘关’在河北省内了，中院不受理，高院也不受理，谁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高压线’。”周莉说。
高压之下，她甚至一度对翻案失去信心。“那时天都是灰的，我很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每天遭受威胁，没有生活来源。”
最让她心酸的，还有曲龙家人因此而受到的伤害。
曲龙被抓之初，儿子只有11岁，女儿4岁。儿子最初也和她一样，坚信爸爸是无罪的。后来，渐渐长大的儿子甚至开始相信爸爸确实犯罪了，不然怎么老不出来呢？
为了不让女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六年多来，周莉一直骗她说爸爸到美国挣钱去了。
转机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在2015年1月、2016年4月马建和张越相继落马之后。周莉回忆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看到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感觉曲龙的案子出现了转机，让我心中又有了希望。”
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周莉将案件申诉信通过全国人大代表递到了最高法。4月，周莉正式向河北高院提交申诉材料。7月12日，河北高院通知正式受理申诉。8月22日，河北高院决定再审。
“在阅卷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围场法院案件的许多证人证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案人员从相关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中，挖掘出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诬告陷害曲龙的犯罪线索，进而通过重新核实关键证人，将郭文贵违法犯罪的证据进一步固定。曲龙申诉成功的希望大增。”曲龙的律师穆峰说。
8月22日，河北高院将再审决定书发到了穆峰手中。曾经被作为依据判定曲龙犯罪的多处证人证言，在接下来的司法进程中被证明系伪证。
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曲被指控非法侵占郭文贵四套房产，定罪依据为多个证人证言。记者注意到，在案件原审阶段，证人、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曾否认见过《房屋变更申请表》，称曲龙转让房产时没有获得相关授权；证人、时任政泉公司销售部经理的邱逸清也曾表示这四套房子是“曲龙找吕涛安排签约，没有郭文贵签字的申请表”。
这些证言，都将矛头直接指向曲龙，成为曲龙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郭文贵财产的证据。
而在再审过程中，他们承认当时是慑于郭文贵的淫威，不得已作了伪证。吕涛承认，曲龙的四套房产确为经郭文贵签字后完成房屋变更手续的，“我在承德公安机关说没见过这些审批单是不真实的，是郭文贵提前交代过的。”
邱逸清也承认，自己曾看到过有郭文贵签字的《房屋变更申请表》，自己在吕涛授意下提供的证言“是假话，是迫不得已的”。
9月12日下发的刑事判决书，还曲龙以清白，也将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作伪证诬告曲龙的事实予以还原。
根据河北高院的刑事判决书，原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曲龙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政泉公司股权、政泉公司股权及四套房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判决，撤销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围场法院的判决，判定曲龙无罪。
判决书还指出，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办案程序存在多处问题：公安部指定管辖前原办案机关没有侦查权、本案案发过程不自然、询问场所不合法。
这三个问题，均系法院在审理中，采纳的辩护人有关原侦察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
穆峰也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此间的问题，他说，“程序违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曲龙涉嫌私藏枪支被承德公安局违法立案，没有案件来源，没有报案材料，也没有证据材料。二是缺少管辖权。曲龙是北京人，承德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曲龙被批捕的时候没有最高检的批复。三是曲龙案件出现了多次外提，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证人证言所取得笔录的地点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
穆峰说，作为一个从业30多年的律师，他代理过无数案子，但曲龙这个案子极为少见，他也从一开始就坚信是错案。
穆峰说，为什么我说郭文贵集团犯罪？集团犯罪的特征往往以利益为主线，各司其职。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马建安排抓捕，张越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指示，郭文贵最终拿回了华泰的股权。这个犯罪集团有一定的持续性，这种犯罪对法治是最大的危害。
法院的再审改判，为服刑6年多的曲龙带来新生。
9月13日，记者见到了曲龙和周莉夫妇。1米8多的曲龙精神头儿不错，他穿着浅色衬衣、黑色西裤，皮鞋锃亮，谈吐间透出一种淡定。周莉则紧随曲龙身边，柔声细语，不时相视一笑。
提到将自己送入监狱的郭文贵时，曲龙评价说，“他是一个性格非常扭曲的人。他早晚会给父母跪着磕头，每天三炷香，按时按点磕头念经，小事儿上很够意思，面儿上很仗义；但喝多了马上变成魔鬼，又踹又咬，谁也不敢碰。他白天还要表演，酒后就原形毕露。”
曲龙回忆，有一次，郭文贵的妻子在郭喝多后给他打电话，他和保镖只能去郭文贵家把他捆在椅子上，防止他伤害别人。而且，郭文贵还曾出现酒醉后拿着猎枪追打妻子的情况。
面对记者，周莉多次流露出自己对司法机关的感激。
“虽然经历了近7年的折磨，几近穷途末路，但我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坚定的，我心里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周莉说。
她告诉记者，自己最近从头到尾认真看了6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感触特别深。
尤其是第4集《纠正冤假错案彰显司法公正》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要说有了冤假错案，我们现在纠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和冲击，而要看到我们已经给人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对我们整个的执法公信力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做纠错的工作，就是亡羊补牢的工作。”听了这段话，周莉泪流满面，“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分量。”
在周莉的朋友圈中，还多次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向记者提起这句话时，周莉抬手抹去脸上的泪水。她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让她看到了希望。
在依法治国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曲龙的冤屈终被洗刷。这是正义的胜利，更是法治的胜利。
法治的力量，给了曲龙勇气。出狱之后的他，誓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法律武器，“不管花多少钱，也不管费多少周折，只要郭文贵这个恶人跑不出地球，我都要通过司法手段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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