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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4月19日晚在长安讲坛表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改革的症结在于，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各级政府职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从而导致政府间权责边界模糊，共同事务泛滥，行政效率偏低。
他指出，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顺，目前表现出碎片化、冲突性的机制主要有社会保险机制、对外贸易体制、知识产权保护、跨域食品药品安全、跨域环境保护、海域管理等。
楼继伟以近期较热的鸿茅药酒为例对跨区域食品药品安全发表了一番看法。“国家药监局要求内蒙古药监局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但鸿茅药酒是卖向全国的，怎么能让内蒙古药监局落实属地责任呢？这其中还涉及跨区域的司法问题。”
在楼继伟看来，在跨区域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事务方面，应是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但在我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这就引发了各地出于地方利益的保护，对各项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情况，引发了毒奶粉、松花江污染、非法疫苗等事件，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此外，他特别提到养老保险的问题。他表示，养老保险事关劳动力流动和国家长治久安，一般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但我国是例外，名义上是中央统一制定法律法规，但具体的管理和执行在地方政府，这就导致各地差异极大。
比如，全国普遍执行的养老保险缴纳比例是“8+20”，也就是个人缴纳工资的8%，企业缴纳20%，但深圳最低，只有“8+13”，如果一个人离开深圳，养老保险按“8+12”从深圳转向其他执行“8+20”的省份，“这非常不公平”。
楼继伟指出，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的社保体制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劳动力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要素，”他说，“如果不能流动的话，将会损害经济运行效率。”
他认为，养老保险由中央管理的技术操作很简单。养老保险的信息只需要知道年龄，生死，就业状况，在现行条件下，生死很好证明，“只要本人拿着社保本、当天的报纸，拍张照，一个微信就发过去了。”医疗保险的情况稍复杂些，涉及到个人健康、医院、药品，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需要以中央为主、地方配合管理。
楼继伟进一步指出，从目前中央支出占比和中央公务员占比来看，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事权明显偏弱。
比如，经合组织国家（OECD）中央公务员占全国公务员的平均比例为41%，即便是实行联邦制的美国（权力最分散）也达19%，实施分权后的日本为14%，远高于中国的6%（若加上义务教育队伍的教师和为公务服务的事业单位，这一比例仅为4%）。OECD国家中央支出占比平均为61%，而英国为75%、美国51.5%、德国60%，最低的加拿大也超过30%，中国只有11%。
自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合理划分事权以来，中国已在事权划分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如1994年国税、地税分设，1998年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1999年调整煤矿安全监管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等。
十八大以来，改革进一步加快。楼继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重要文件中，涉及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共50件，其中，15件做出了明确划分。与此同时，职能配置的实体化方面进展明显，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楼继伟指出，现行事权划分的法律基础薄弱，宪法仅作笼统表述，改革大多没有宪法层面，甚至法律层面的支撑，实践中多以文件形式加以界定，缺乏法律权威和约束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不契合。
他建议，通过实体化方式加强中央事权，推动事权划分和调整规范化、法律化，并提升改革的组织和决策层次。
“事权划分复杂敏感，牵涉面广，特别是涉及到既得利益调整，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楼继伟表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已经成为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征程中不可回避的重点问题，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仅是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主要内容，本质上更是属于政治和法律的高阶问题，必须高层推动。”
转自：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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