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一本”里失落的县中
2017年高考开考后,广西凤山县高级中学校长罗凤章跟县长在一起。学生们在考场上埋头答题时,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跟去年一样,他看到太阳出现了相同的日晕。他对县长说,又出来了“0”,看来又没戏了。
去年,凤山县创造了“零一本”的历史——没有一名考生达到重点大学投档线。
县长当即让他住嘴,指着天上的日晕让他仔细看看:“今年有两个圈,代表要出两个!”
县长的预测不久成真:作为凤山县唯一的高中,凤山县高级中学今年1133名考生中,达到一本线的只有两名,不到0.2%。广西有不少这样的县,整个县的一本上线人数为个位数。
同一个太阳底下,当大城市名牌中学对近百分之百的一本率习以为常时,怎样摆脱“0”,是属于凤山县21.5万人的现实。
深山之中的凤山是国家级贫困县。从地级市河池出发,经过蜿蜒的蛇形山路和未经修整的土路,绕过不时出现的塌方,要历经6小时才能来到这座没有红绿灯、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唯一公共交通工具是三轮车的狭小县城。
占地100多亩、拥有两栋教学楼和两栋综合楼的高中已是城中最庞大、显眼的建筑。可一名即将升入高三的女生说:“刚刚考进凤高时,觉得丢人。”
这些年里,凤山像是面对一台看不见的抽水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不断从这里被抽出去。
县教育局副局长罗岳坦言,在凤山,最富裕家庭的孩子或者成绩最好的孩子,会被送到南宁、柳州,次一点的去河池,差点的也要送到周边教育质量相对较好的区县。区分往往从小学和初中开始。
留在凤山高中的3000多名学生不具备选择的条件。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心知肚明,其中仅有约十分之一能达到本科线,这将是大部分人的天花板。在广西,这一“天花板”分数线近年来只有300多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过去“撤点并校”、发展“超级中学”的思路下,县城乃至更基层的普通学校被忽视,衰落属于必然,凤山县的窘境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类似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
即使花钱也“买”不回高分考生了
凤山县教育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从县城到村镇,凤山各类学校最关键的任务仍是“修建校舍和基础设施”,所需经费约4.4亿元,目前缺口4亿元。
凤山高中按照2400名学生就读设计的校舍,目前容纳着3000多名学生。一些班级不得不在实验室、图书室甚至校外上课。运气好的学生能住上16人一间的学生公寓,另一部分只能住在教学楼内改建的通铺。扩建校区遥遥无期,很多师生知道,“很多年前拨下来的建设用地,现在还种庄稼呢。”
校内40多台多媒体教具年久失修,十几位教师合用一台电脑。凤山闭塞的环境以及两三千元的月薪很难对教师构成吸引力。校长罗凤章苦笑着说,“想招聘三位老师,结果面试者只有一位”;5年前招聘的十几位年轻老师,如今“全部跑光了”。
每年都有十几位教师离开。在生物组,教师近年来以每年两人的速度流失。罗凤章向记者证实,目前年长的教师以专科、函授本科学历为主,年轻教师基本毕业于三本院校。地理、生物等科目就连专科生都难得。
女生牙乔莉以仅仅高出一本线14分的高考成绩,成为今年的凤山县文科状元。她此前跟着外出打工的母亲在江西上学。回到凤山时,她觉得“课根本没法听,完全靠自习”:英语老师在课上讲初中的定冠词知识;年长的数学老师努力想把课教好,却讲不明白习题。
一些学生说,对照课本就不难发现,一些任课老师讲述的内容并不准确。
因为财政拮据,教师代课、假期补课以及看守自习均无法得到收入,基本工资外鲜少补贴,这使得凤山高中教师的收入和其他市县有明显差距。罗凤章承认,“几乎每一个教师都有意见”,因此有老师旷课或应付了事。
牙乔莉记得曾有老师旷课,理由是“去喝酒”。有的老师下课铃一响立马走人,即使当堂的知识点并未讲完,下节课也不会再提。还有的老师在晚自习布置了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也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没下发。
生源也在被抽走。近几年,按照中考成绩,凤山每年有大约70名“A+”和200名“A”等级的考生,这些“一本的苗子”全部流向外地。即使是大约300名第三档的“B+”考生,凤山高中也只能留住其中的一百多名。
一些任教时间较长的老师感慨,过去没有这么“狼狈”。
2003~2004年,凤山县一度有18位考生达到一本线。牙乔莉的班主任韦述领记得,10年前能招录到“A”类考生,有毕业生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可如今,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喜欢往外跑。
韦述领忍不住感慨,几年前,被逼无奈的凤山高中还能用5000元奖金“买”到一两位中考“A+”的考生。可这两年,即使花钱、托人情,也没有高分考生肯留下,“买都买不到了。”
凤山高中70%的学生家长都在外务工,很多班级3年都开不起一场家长会。听说孩子在学校犯了事,他们会在电话里急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些父母在电话里明说,“在外面赚钱供他读书就很不容易了”或“孩子就交给老师您了”。
高三学生韦佳宏居住的镇上,他的同龄人差不多有半数放弃读高中,其中大部分前往广东打工,他们逢年过节带回的有趣见闻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有时一所初中初一招收240多个学生,中考只剩100个。
一些学生对记者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读书,只是年纪太小,出去打工太累,“还是上学比较轻松”。
弃学外出打工的学生大多家境较差;留在本地就读的家境中等;相比之下,镇上企业主和教师们的孩子处在“顶端”,他们大部分在小学和初中就被送到外地。韦佳宏的几个“发小”属于这种情况。8岁以后,韦佳宏几乎没见过他们,只知道他们如今的成绩要比自己高一两百分。
当县中丧失了培养重点大学学生的能力,恰恰剥夺了农村学生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
如果以高考为标准,现在的凤山显然飞不出“金凤凰”。
但罗凤章校长说:“培养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的学生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是要教他们好好做人。”
作为全县唯一的普通高中,凤山高中每年要完成上千个高中招生指标。周边市县高中的录取线维持在500分上下时,凤山高中已低至300分,这意味着不少学生的中考单科成绩只有二三十分。
一位班主任认为,他的学生能做到“按时作息”,已是理想状况。他欣慰地说,学生刚入学时会若无其事地当着老师的面抽烟,如今看到老师会慌忙把烟掐掉,向老师问好。
“如果没有我们,近千名学生得不到教育,就这么流进社会”,这位班主任认为,凤山高中的定位不是“拔尖”,而是“兜底”,能让那些中考300分的考生在3年里不辍学、不违法,成功地将他们护送进大学校园,“已经成功了”。 “育人”比起“教书”,是更加急迫的任务。
韦述领曾有学生在初中就染上毒瘾,高中时被发现,老师没有让他退学,反复劝说、陪护。这名学生最终戒毒,考上大学。
另一位学生回忆,一度因贫困想要退学,可“老师反复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后来考上大学,成为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他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早晨6点30分起床、周末也不睡懒觉的原因,要追溯到高中时,老师“不管刮风下雨,每天6点20分来学校喊我们起床”。
韦述领担任班主任6年,累积出十几个档案册。档案的主要内容是每位学生的考勤记录,学生迟到的情况被精确到秒,违纪原因五花八门。他解释称,期末时,拿着这些记录去和学生及其家长沟通,更容易讲清道理。
罗凤章曾在巡视校园一周内,逮住200多个违规的学生。这些学生轻则上课睡觉、玩手机,重则打架斗殴。他把他们聚集起来上思想品德课,播放德育录像,这项制度保留至今。
在这所学校,班级入口钉着木柜,学生上课时需要按照学号把手机塞到一个个小格子里。教室门口贴着学生的座次表,方便巡查教师透过窗户记录违纪学生的名字。班主任们会在午夜甚至更晚的时间,站在学生宿舍门口打开手电,提醒屋内还在打手机游戏的学生关机睡觉。
那位自认“成功”的班主任也承认,每天把绝大多数时间花费在维持纪律上,已没有更多心思去研究教学。
另一位老师毕业于凤山高中,回校任教后他感觉母校“变了”,“学习氛围却比以前差了太多。”
他认为,如今学校里的“快班”,其实连过去的普通班都比不上了。
2016年高考出现“零一本”后,韦述领清楚地记得,亲人回来抱怨,“不敢说自己有亲戚在高中教书,会被笑话。”在省市教育会议上,他也感到其他市县的老师谈起凤山难掩嘲讽,认为这里的学校“误人子弟”。
凤山每年几十名中考“A+”生源,几乎全部来自县城,96个村里能考到这一成绩的学生至多一两个。这意味着,无论依靠成绩还是家境,能在高中前走出大山的孩子基本来自城镇。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而言,最好的归宿就是考入凤山高中。
“始终有舆论鼓吹一枝独秀的‘超级中学’‘优质中学’有利于农村孩子跃迁,事实恰恰相反。”熊丙奇说,“在拥有超级中学的城市,农村学生的本科一批上线率几乎全部下跌。”
“把培养高分学生默认为超级中学的任务,无疑是推卸责任。”熊丙奇认为,像凤山一样,当县中丧失了培养重点大学学生的能力,恰恰剥夺了农村学生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
他认为,对于农村子弟“均衡、公平”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每个县都有至少一所优质的高中,一部分优质的师资生源留驻,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良性循环”,而不是所有优质资源都向城市和个别超级中学集中。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进入门槛较高的超级中学,这些资源再“优质”也与他们无关——最终,留给他们的只有愈发干涸的县中。
“拯救的钥匙其实在政府手里”
为了培养出高分考生,凤山高中近年尝试过各种努力。去年出台的奖励办法是,从紧缺的学校经费里挤出资金,奖励高分考生。高二高三学生月考达到一本线,每次奖励200元;如果分数超过600分,“依照分数给予等额金钱奖励”。
另一项措施,是与南宁三中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后者是本科一批上线率在85%以上的中学。
2017年夏天,罗凤章拿出大半时间前往临近区县考察。其中有的中学同样地处贫困地区,教学成绩一度与凤山高中相仿,如今却能在每年招录约100名中考“A+”考生的情况下,使近300名学生本科一批上线,效率甚至高于整个河池市综合实力最强的河池高中。
为了留住生源,这个县几年前曾规定,公务员和教师子女,无论中考成绩如何必须在本县就读,否则年终考评不合格。各乡镇也需要落实中考高分考生在本县就读的名额,凡是将孩子送到外地读书的,一律视为经济条件过硬,不得享受任何贫困补助。与此同时,县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奖励师生。
如今,不再使用强制手段,当地也能留住大多数本地高分考生,教育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凤山高中也在5年前采取“违规手段”设立初中班,从初一直接培养学生,并与学生签订协议,要求无论中考成绩如何,高中须留在凤山就读。
2018年,第一批初中班约百名学生将参加高考,根据目前的模拟成绩,罗凤章估计大约有20人能达到一本线。
“当大城市和超级高中肆无忌惮地吸收高分考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教育资源,只能以违规对抗违规,有些无可奈何。”熊丙奇回忆自己在另一省份调研的经历,有的县教育堪忧,校长没精打采地对他说,“有希望上一本的好学生,甚至培养到高三了,都会被超级中学抢走,老师们都觉得没劲。”
另一个县的官员则告诉他,该县高考成绩不错的诀窍竟在于初中教育刻意“放水”,压低中考分数,从而使得超级中学无法在本县招生,将优质生源留在县内。
熊丙奇这些年始终呼吁,不要对超级中学过分迷信。他甚至认为,比照录取生源的质量,超级中学的高考上线率并不耀眼,“离开优质生源,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相反,不被看好的县中只要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回归,教学质量也会得到提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求学环境,反哺更多无力进入超级中学的普通学生。
在他眼中,像凤山高中一样濒临凋敝的县城中学,“拯救的钥匙其实在政府手里”。方法无非两条:一要严格执行教育法规,限制异地招生,将本地生源留在本地;另一方面,加大投入,全力提升辖区内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凤山这种贫困县,重筑教育体系并不简单。想要改变高中的窘境,必须从底层抓起,首先完善乡村的幼托机构和小学、初中的教育现状。
他担心的是,地方主政者追求一时的政绩,试图采取一些“短平快”的方式拉高录取率,却对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不感兴趣。
距离2017年高考还有半年时,不放心的罗凤章跑到河池求情,将牙乔莉在内,全校成绩最好的10名学生送到河池高中读了最后一学期。
这项措施被罗凤章反复强调为“没有造血功能的无奈之举”,被一些教师视为“践踏尊严”。可就在几天前,县里做出决定,希望将这一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今年将成绩最好的50名高三学生送到南宁三中培养。
作为仅有的两名考过一本线的毕业生,牙乔莉在高考后迎来了属于她的表彰大会和3000元奖金。很多人并不清楚,她随打工的母亲,一直在江西读高中。除去前往河池的一学期,她在凤山高中实际只就读了一个月。但整个夏天,她都是凤山的骄傲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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