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中央重磅定调释放9大政策信号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未来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12月16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经过5年持续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会议强调，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记者将三年来的会议重要内容进行梳理，用图表的形式呈现，今年主要有以下变化：

　　2021年经济工作怎么干？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9大政策信号：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房住不炒；强化反垄断；稳定宏观杠杆，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等等。

　　1、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背景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实现0.7%的增长，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在7%左右，全年预计能实现2%左右的增长。

　　由于今年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基数较低。在低基数作用下，明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8%左右的水平。但这一增速来源于低基数，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一些经济学家测算2021-202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5%左右。

　　此次会议指出，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仍在持续稳定复苏，但2021年会面对很多变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海外疫情不管是持续、还是得到全面控制，都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环境。中国前期超常规政策面临退出，如何实现政策平稳退出，还能有效防范风险，也面临考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21年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疫情存在反复，经济的外部环境不是很好；国内来看，到11月份消费仍然未恢复正常水平，未来仍需要积极扩大消费；今年在政策支撑下，下半年投资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明年投资是否能保持较高增速，仍然有不确定性。

　　“2021年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充分体现在这次会议中。2021年要抓好的几大重点任务中，包括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解决好种子、保障粮食安全等，都是由安全问题演化出来的。”刘元春表示。

　　2、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稳步恢复：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在宏观经济增长恢复后，市场人士也在关注、讨论超常规政策的退出问题。

　　本次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在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背景下，宏观政策不会大幅收缩，依然会保持一定的度。

　　刘元春表示，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政策调整，但不会过大收缩，政策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像今年名义GDP增速大概在3%左右，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在13%左右，这属于超常规政策。2021年预计GDP增长8%左右，名义GDP在9%以上，“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意味着社融增速在13%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速没有明显收缩。2021年名义GDP强劲回升的背景下，货币供应与之相匹配，相应会带来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会有所收缩，但不会收缩太厉害。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会比较高，预计财政收入也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当前生产活动大体恢复正常，2021年赤字率可以降到3%左右，明年仍有防疫需求，抗疫特别国债可以继续发行，专项债规模可以维持今年的水平不变。今年疫情冲击之下，地方化解隐性债务的步伐不变，明年也要按既定计划继续推进。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强调提质增效，还要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这些都需要财政支持。

　　明年经济增速会加快，财政收入形势会相对较好。积极财政政策会延续现有节奏，保持适度扩张。很多项目具有连续性，今年做了，明年也要资金接续。2021年赤字率在4%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专项债应保持适度扩张。

　　张永军表示，今年为了对冲疫情影响，加大了财政政策力度，确实对扩大投资有帮助，但这些项目不是短期就能建完的，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后续仍要尽快建设好、发挥作用，所以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今年赤字率在3.6%以上，在编制财政预算时我国经济正面临疫情的很大冲击，一季度经济大幅下挫了6.8%，随着经济形势出现好转，2021年赤字率应该会有所下调，抗疫特别国债和专项债规模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张永军表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预计2021年经济增长8%左右，市场上有的预期在9%甚至更高，如此来说就意味着明年货币供应量增速可能跟今年差不多。但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较长的时滞，2020年和2021年应该放在一起来看，2020年货币投放量显然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若将这两年综合考虑，建议2021年货币供应量可适当低于名义GDP增速。

　　3、财政政策要更可持续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在疫情冲击后，财政政策的定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在今年的政策实践中，主要有赤字率突破3%达到3.6%、发行新增专项债3.75万亿、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等措施。

　　本次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所谓可持续可能指向政府债务。今年地方债额度大幅增长后，地方政府债务率已接近红线，后续大幅增长的空间压缩。

　　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近期表示，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分析政府举债空间，合理确定地方政府举债规模，保持政府总体杠杆率稳定。在宏观经济好转后，法定债务，特别是专项债务规模要逐步“退坡”，防止形成路径依赖和债务风险持续累积。

　　市场预计2021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可能回落至3万亿左右。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修复，逆周期政策托底力度可以适当减轻；同时考虑到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的不确定性，后续仍需保有充足的政策空间，财政政策应该考虑适度“退坡”。中性预期之下，2021年的赤字率或将下调至3.0%，新增专项债额度则可能按照3万亿安排。

　　4、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疫情影响下，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今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一年期MLF利率)下调30B)。不过这些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在上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已边际收紧。

　　本次会议则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货币政策表述从灵活适度变为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合理适度指向市场流动性水平，精准则意味着今年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继续创新。

　　今年6月1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出台。其中一大特点为直达性，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直接联系，确保精准调控。

　　近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撰文指出，下一步宏观层面要搞好货币政策跨周期设计；微观层面要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如对于需要长期支持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直达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5、稳定宏观杠杆，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M2、社融增速，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升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增幅为27.7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70.1%。各部门杠杆率均出现上升，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上升了12.7、8.4、6.5个百分点。

　　此次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未来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一方面来自于经济基本面趋稳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信贷、社融等实体部门负债端数据将经历压降的过程，预计明年信贷新增约19万亿、社融新增约32万亿，较今年分别回落约1万亿、3万亿。

　　金融风险方面，此次会议特别提到隐性债务化解、逃废债。会议明确表示，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今年10月，永煤等国有企业债券的违约冲击了债券市场，其中市场的一个担忧就是企业的逃废债。“我们并不怕债券违约，也不怕AAA国企违约，而是发行主体欺诈发行、逃废债等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市场生态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北京地区某私募基金信用债投资主管直言。

　　“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步打破刚兑是应有之义，但绝非发行人‘借坡下驴’，以转移资产、挪用资金等方式恶意逃废债。”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

　　会议还表示，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记者了解到，2018年监管部门对隐性债务完成统计并要求地方上报隐性债务化解方案，明年将是地方推动隐性债务化解的第三年。

　　从地方公布的化解方案看，主要通过“统筹资金，偿还一批；债务置换，展期一批；项目运营，消化一批；引入资本，转换一批”等方式化解。但一些地方存在虚假化债。

　　浙江审计厅今年7月披露，2个县有77.59亿元债务未纳入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如平湖市为建设12个政府公益性项目举借的43.74亿元债务未纳入政府隐性债务管理。此外，5个县将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的政府隐性债务225.41亿元转列为经营性债务依据不足。

　　6、继续提“房住不炒”，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房地产事关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等方方面面，“房住不炒”大原则不会动摇，“三道红线”等已经将龙头房企纳入宏观审慎监管并推动其去杠杆。不过，在此过程中，也不允许房地产行业出现系统性问题，平稳健康发展仍是目标。

　　此次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单独作为一项任务列出，凸显其重要性。本次会议提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考虑到当前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上涨预期相对强烈，为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部分城市存在调控加码收紧的可能。

　　会议对租赁市场着墨较多，意味着未来将对租赁领域将加大供应，并加强调控。会议提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一些与房地产和土地市场相关的要点，值得被关注。

　　关注点一：时隔三年，房地产问题再次单独成段

　　从2018年开始，房地产领域的工作部署连续两年被放在民生问题下，与其他民生问题并列成段。

　　但今年，房地产问题与2017年一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上被单独列为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相关工作安排。

　　分析人士指出，在2016、2017年，房价上涨问题较为突出。今年关于房地产的表述不仅文字较多，并且地位也有所上升，反映了当前中央对房地产问题重要性的研判。

　　关注点二：“大城市住房问题”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几年，提及房地产问题时，强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同，在今年的表述中，被放在首句的则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大城市住房出了什么问题？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一是房价贵的问题，所以会议紧接着就强调了“房住不炒”和“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如何满足市民的居住需求问题，大城市住房供求失衡，所以这几年提出发展租购并举，本来就是要增加住房供应，满足居民租房需求。

　　但这又引出来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年以来，长租公寓市场频频“暴雷”，蛋壳、自如等头部运营商都被曝出纠纷事件，如何维护租户权利，成为了新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才会专门强调“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关注点三：坚持“房住不炒”，调控力度难放松

　　本次会议提到，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住不炒”，在近期多个重要会议都被强调。11月4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分析认为，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意味着未来楼市调控仍将保持现有基调，整体力度上或难有放松。

　　关注点四：未提及“长效机制”，房地产税出炉尚远？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其中，“财税”手段，被认为是房地产税。因此，一直以来，房地产税就被认为是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述政治局会议、“十四五”规划建议，甚至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多个重要会议，都未提起“长效机制”。

　　另外，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则将关于房地产税的表述，从此前的“稳步推进”又改回了最早的“稳妥推进”。

　　因此，结合上述种种，也有观点认为，虽然房地产税立法的大方向没有变，但房地产税来临的脚步，则可能已经放缓。

　　关注点五：未提及土地制度改革

　　“十三五”期间，以土地制度为代表的基础性改革，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重点工作。

　　2016年提到两处，分别是推进改革部分时提到的“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和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分提到，“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2017年有两处提及，分别是在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部分提到的，“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和在乡村振兴部分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

　　2018年也在两处提到，分别是宏观政策定调部分的“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和乡村振兴部分提到的“要总结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019年：要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其中，又以2019的提法最为简略，但方向最为具体。明确指出了“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结合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土改即将“大迈步”的前兆。

　　但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涉及土地问题的表述中，主要是谈及租赁土地供应的具体问题。这是“十三五”以来首次，没有提及推进土地制度的基础性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关注点六：老旧小区改造能否成为促内需合格抓手

　　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致的是，老旧小区改造被放到了促内需板块。会议在部署“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相关工作时称，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

　　实际上，多年来，由于房地产行业对上下游产业的强大拉动作用，一直被认为是促内需的重要抓手。

　　而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实、房企“三道红线”的确立和疫情的多重影响下，虽然房地产投资依旧保持着较高位的增长，但主要是土地购置费拉动，在真正拉动内需的建安投资上，则表现疲软。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前11月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但迟迟未能转正。土地购置面积上，前11月则同比下降5.2%，降幅持续扩大。

　　多位分析人士都在解读此数据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果房地产领域调控不放松，明年的房地产投资可能那样以维持当前6%左右的增长。

　　因此，老旧小区改造能够多大程度的代替房地产开发，在促内需上能起到多大作用，成为一个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全国已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1043万户。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到11月底，今年计划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已全面开工。

　　但具体能带动多大的投资，则还没有具体的估计。此前，有老旧小区领域的从业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约有5100个楼龄在20年以上的老旧小区，涉及243万套住房。预计北京老旧小区改造的平均总投入资金应该在每平方米1000到1300元之间，照此计算，投资额度将在1800亿元以上，叠加智慧社区、新基建等项目的投入，投资额度将达到2000亿元以上，而如果要在未来五年完成“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三类改造，平均每年将会拉动超过400亿元的投资。

　　7、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科技反垄断已是全球现象，科技巨头形成垄断，可能通过影响力来收取更高价格，不利于消费者；控制在线商务、内容和通信的关键领域，吞噬其他行业利润；削弱竞争并压制创新。中国更需要硬科技的突出，而非无序的模式创新甚至监管套利。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期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往往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收益。传统反垄断立法聚焦垄断协议、滥用市场、经营者集中等问题，金融科技行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大公司是否妨碍新机构进入，是否以非正常的方式收集数据，是否拒绝开放应当公开的信息，是否存在误导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等等。”郭树清表示。

　　会议指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无论是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公开征求意见，还是12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指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对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业态，以及算法推荐等新技术应用领域，都会制定相应管理办法，我国互联网领域法治框架会不断完善。

　　“随着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程度的提高，互联网创新环境和前几年相比会有重大变化。以前互联网总体有一种‘赢家通吃’的现象，通过烧钱来扩大市场份额，追求羊毛出在狗身上。随着互联网领域法制框架的不断完善，各大互联网平台会更加注重合规经营，以技术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同时兼顾公平竞争，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赵萍表示。

　　8、需求侧改革调整为需求侧管理

　　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需求侧改革”，引起市场关注。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但当前我国需求侧仍有一定的结构性问题，体现为地产、基建强势而消费相对弱势。需求侧改革的推出正是为了解决当前国内需求的结构性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类比，国内类似日本马桶盖的产品太少了，因此要供给侧改革增加这类产品的供应；买得起这类马桶盖的人还需增加，因此要推动需求侧改革。从政策思路上看，这要求更加注重国内需求结构的均衡优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地产、基建等需求刺激政策具有本质区别。

　　本次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发表演讲时称，中国要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需求的增长能够快于出口的增长，弥补出口增幅放缓带来的供需缺口；使居民消费的增长快于政府消费的增长，快于投资的增长同时也要快于出口的增长；适当降低政府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适当降低企业部门，特别是银行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占比。

　　9、部署明年八项任务

　　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关注短期经济工作的同时，会议更加关注长期问题，重点在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方面。本次会议围绕这一战略目标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等八项任务，任务数为三年最多。

　　会议明确了明年的八大重点任务，分别是：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四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五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刘元春表示，这次会议召开在关键战略时点上，宏观政策强调科学精准，与中长期战略的匹配度，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比如，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第一个重点任务。通过构建一些重大科技平台，既能带来短期扩张效应，也为中长期战略做铺垫。再比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这既是对“安全”的重视，短期内也能带来内需的扩张。

　　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把农业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要求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这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密切相关，因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农业、农产品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大豆等农产品进口规模大，与国内单产低、生产成本高有很大关系，通过育种等措施改良品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壮大国内循环。

　　会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刘元春表示，不同于以往的需求管理，2021年扩内需的部署更为深入，要求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消费的几大重点，包括促消费、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既要推动短期需求扩张，还要进行深层次利益结构调整。

　　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也要求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

　　张永军表示，财政政策如何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一方面税收本身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调节支出结构，比如扩大公共消费，包括增加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这也可以对调节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有的方面其效果比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更明显。

　　赵全厚表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这需要与需求侧改革相结合，在促消费上做文章，包括推进家电下乡、困难群众保障政策等；另外，是否相应调降个人所得税，也是可以探讨的。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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