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成28省份支柱产业 对12省份GDP拉动率超过1%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超过美、日、英等发达国家

　　金融业成28省份支柱产业 对12省份GDP拉动率超过1%

　　防范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成为行业发展主基调
 

　　近期，有关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称“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是否过高引发讨论。有分析认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甚至高于美国，而这一指标的高企恰恰是泡沫存在的表现。同时，一些地方更是“热衷”金融业。

　　那么，当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情况究竟如何？这一占比意味着什么？具体到31个省份，金融业又有怎样的表现？

　　2005—2015年，11年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番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显示，我国金融业由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四个子行业组成。因此，金融业增加值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活动四个子部门加总得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选取1996年到2015年这2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统计。

　　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来看，我国金融业所占比重1996年至2002年在5%左右，2003年至2006年接近4%，2007年以来不断走高至2015年的8.4%。从2005年4%的低点至2015年8.4%的高点，在这11年间，我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了一番。

　　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于2013年超过美国，于2015年超过英国。2015年，中美日英四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4%、7.2%、4.4%、7.2%，中国已超过另外三国。

　　而央行2012年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曾提出，在“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但事实的发展已经超出5%的目标。有分析认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而恰是泡沫的表现。

　　从金融业增加值增速来看，我国金融业增速自1996年至2004年一直低于同时期的GDP增速和工业增速，且低于10%，2010年至2011年这两年与此情况类似；而在2005年至2009年和2012年至2015年这两个时间段，我国金融业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和工业增速，2007年达到25.8%的高点。

　　为何在上述两个时间段，我国金融业增速迅猛？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赵建认为，这与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和2012年欧债严重危机有很大关系。

　　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为了应对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央果断推出了‘四万亿’计划，直接通过商业银行发放信贷的形式，向失去动力的经济体系注入‘血液’，开启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大扩张的周期，并由此带来了整个金融业产能的快速扩大和积累。”

　　赵建分析，2011年之后，中国的信贷刺激政策告一段落，本来金融产能开始逐步消化和释放，“而欧债危机重新让世界陷入危机救助模式，美国加大了量化宽松(QE)力度，先后推出QE2、QE3、QE4。当时，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美国QE超发的货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不但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这又进一步吸引大量美元进入国内。在中国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进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美元都结算为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为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打下流动性基础。因为基础货币到广义货币的传导是有乘数效应的，因此在最高峰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假设货币乘数为4.5，可以支撑商业银行创造超过120万亿的广义货币规模，这是次贷危机后中国金融产能大扩张的另一个原因。”

　　金融业增加值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创造的价值总量，由融资服务增加值和中间服务增加值组成。融资服务增加值是金融机构提供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发行和购买证券等资金融通活动形成的产出；中间服务增加值是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交易、投资管理、结算、外汇交易等不具有融资性质的中间服务的产出。

　　28个省份金融增加值占比超5%，成地方支柱产业

　　具体到全国31个省份，不少省份在制定金融业“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时都提出了一些明确的量化指标。

　　一些省份在其金融业“十二五”规划里曾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业，如新疆提出，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不低于15%；天津提出，金融业增加值将由2010年的561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800亿元，占规划地区生产总值16000亿元的11.2%。实际上天津2015年GDP为16538.19亿元，虽然金融业增加值为1603.23亿元，但天津金融业增加值仍占比9.7%。

　　四川、宁夏、湖南等省份在制定金融业“十三五”规划时，也把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发展目标，例如：到2020年末，四川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10%左右，而2016年为8%；宁夏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10%左右，而2016年为9.1%；湖南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6%左右，而2016年为4.1%。

　　一般来讲，当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以上，就会被称为支柱性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了2016年全国31个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和金融业对GDP拉动率情况。

　　数据显示，除了山东、吉林和湖南3省份外，余下的28个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5%，成为各省份名副其实的支柱性产业。其中，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17%。

　　从金融业增加绝对值来看，广东最高为6501.85亿元，西藏最低仅为96.24亿元，前者是后者的67.56倍。

　　而计算金融业对GDP的拉动率相对复杂。有分析人士介绍说，首先根据一个省份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量与2016年GDP增量之比得出金融业的产业贡献率，再乘以2016年的GDP增速，得出相应结果。《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据此测算，2016年，山西、西藏、内蒙古等12个省份的金融业对GDP拉动率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山西省的拉动率最高，接近3%，而该省2016年的GDP增速为4.5%。

　　赵建向记者解释了地方政府热衷发展金融业的四个原因：第一，金融业是可以很快见效的行业，不像制造业等产业需要较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还需要建一些配套的基础设施等，能很快见产值和效益。“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那几年，新建立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信托、证券、基金等，当年都可以实现盈利。”

　　第二，金融业是纳税大户，在很多实体企业效益越来越不好、纳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金融业仍然贡献稳定且大额的税收，对当地的财政有巨大的支持作用。

　　第三，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金融业的发展可以提升当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对当地政府来说属于重要的政绩，尤其是当前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越来越重视产业结构的改善。

　　第四，发展金融业可以更好地支持当地政府的各项投资，政府平台贷款和地方债需要依靠当地金融机构来投放、发行、承销和购买，因此发展金融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也有很大的好处。

　　部分地方政府“热衷”金融，究竟有何风险？

　　赵建提醒，地方政府如果忽视当地环境承载能力，过度热衷发展金融业，可能会带来资源配置不当，挤出当地具有竞争力的优势特色产业。“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上的监管技术和力量不足，金融业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区域性系统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处置和应对危机能力也相对较弱， 可能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当然，地方政府如果能够顺应金融监管和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旨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新型金融机构，那么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则是积极和有益的。”

　　是过度金融化？还是金融发育不足？

　　前不久，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曾分析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增长背后金融业“脱实向虚”的隐忧：银行把钱借给小银行，小银行把钱借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把钱给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把钱贷给各种金融业，自我循环过程中每一个金融企业都要有利润，都要有用工成本，这些成本就是金融业的GDP，所以金融业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着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提高了，转化为利润、税收和金融业的GDP。

　　因此，随着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增加，也引发了外界对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担忧。赵建向记者分析说：“当前经济的确存在过度金融化的问题，如果一直这么下去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他认为，过度金融化会造成三方面的风险和危害。

　　首先，过度金融化会导致风险迅速积累。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越高，潜在的风险越大，因为大量的投资为了追求高收益而将资金配置到高风险的资产上。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前，次级债这样的垃圾债竟然成为投资者竞相配置的热点，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过度金融化会导致监管成本越来越高，经济运行越来越不稳定。整个金融产业链越来越长、交易结构越来越复杂，对监管造成巨大的挑战，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向监管体系投入的资源也越来越多，而且在监管过松和监管过度之间也很难拿捏，稍有不慎还会造成监管不当风险，导致经济不稳定比如发生钱荒、债灾等。

　　再次，过度金融化会导致资源错配，形成对实体经济的资源挤出。实体经济收益率越来越低，但融资成本却相对越来越高；大量的要素资源，包括人才和金融资源本身，从实体经济向金融产业转移，对经济造成“挤出效应”。

　　不过，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处于经济学理论上的‘金融抑制’状态，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低，金融机构市场机制不足，政府对金融体系严格管制，对利率、汇率等干预较多。”因此他更倾向认为，目前所谓的过度金融化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前实体经济比较困难，制造业在尚未完成转型升级时后劲不足，逐利的资金自然流入金融业；另一方面，金融供给结构相对老化，尚未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完全对接，金融供给仍然存在所有制偏好。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也认为，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供应快速扩张，中国金融业的扩张速度加快，但没有改变中国金融体系发育不足的现实。

　　管涛引用数据称，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以金融资产与GDP之比来衡量，中国并不高，“截至2013年底，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为11.6、13.1、17.5和10.7，中国为6倍。”

　　2017年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7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业过快发展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二季度金融业增加值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2%，增速创2004年以来同期新低。同时，金融业增加值占二季度GDP比重为8.13%，较一季度下降1.39个百分点，也低于去年全年8.34%的水平。

　　为何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有所下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监管部门为落实“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的要求，相继出台了多项监管举措：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银监会严格治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市场乱象，证监会也加强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重大资产重组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监会则加强了对万能险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监管。这些监管举措利于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防止金融过度创新。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媒体表示，目前金融业的主基调是防风险、去杠杆、服务实体经济，在央行控制总量流动性、各部门严控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下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速预计会持续目前的低增速趋势，推动经济发展需要增强存量货币的利用效率。

　　社科院发布的《中国金融业高增长：逻辑与风险》也提出，把“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目标确定为8%，即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8%左右。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停滞，而是把金融工作的重点聚焦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上。

　　显然，8%的目标会与不少地方政府在其金融业“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打架”。

　　此外，管涛也建议，“中国需要通过发展的方式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化解运行中的风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金融业支持。当前在高度重视‘防风险、强监管’的同时，要避免过度监管的倾向。如果违背金融发展规律，要么可能效果不好、事与愿违，要么可能引爆风险、引发危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贾国强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3期)
 

　　转自：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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