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更趋理性，利用外资规模基本稳定。”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7月3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总结道。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利用外资规模同比下降0.1%，对外投资则大降超40%。
近一个月以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后，国家发改委、外管局、商务部等主管部门纷纷在各种场合表态，批评某些国内企业在海外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非理性并购，防范对外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吸引外资的步伐也在加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7月1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下称“会议”)，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司官员梁国勇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无论是对外投资，亦或是吸引外资规模，背后调控政策占了较大因素，服务业吸引外资增长是吸引外资总量稳定的主要原因，相关调控措施落地则是对外投资整体趋于理性的重要原因。他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吸引外资继续保持稳定，对外投资仍将下降。
对外投资：趋于理性
一些中企过去两年在欧美疯狂“买买买”，但到了2016年末，这股热潮遭遇了“高空寒流”。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对外直接投资3311亿元，下降了42.9%，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根据中国商务部去年末的数据，2016年12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558.6亿元人民币(约合84.1亿美元)，同比下降39.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的前11个月，我国对外投资累计投资金额10696.3亿元人民币(约合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
去年高速增长背后，并购的角色引人关注。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742起，实际交易金额1072亿美元，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对比2016年全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1701.1亿美元)，并购占比超过60%。
市场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Group)今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2015年增加了两倍，达到456亿美元。这也使得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达1090亿美元。
钱克明分析，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原因包括中国出台了一些调控措施，推动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更趋理性，“特别是我们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核，引导企业投向实体经济，尽量减少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投资。”他说：“总体看，下降的部分主要是我刚才点到的这几个领域，其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实体经济的对外投资，下降得并不多，现在还比较稳定。建议相关企业还是要审慎决策，防范风险。”
其他原因则包括：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国内经济向好，企业对外投资意愿减弱；国际投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许多国家加大对外资的安全审查。
在提到企业“走出去”的具体案例时，钱克明称，鼓励符合国内法律法规、国际通行规则，还有市场原则，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对国际产能合作，对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东中西产业梯度发展的对外投资。
比如，尽管中国对外投资上半年总体规模下降，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之举依然获得中美欧三地反垄断机构放行。中国化工6月27日宣布，收购已正式完成。
年初，梁国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17年，中企海外并购的调控措施会趋严，由于并购对象主要在欧美，这将导致对欧美投资规模的减小；不过，绿地投资未来将出现正面增长，对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会提高，这其中，“一带一路”可能是重要原因。
吸引外资：开放措施升级
硬币的另一面是，今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力度在不断升级。
习近平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传递出重要信号：力挺全球化，中国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同一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在诸多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看来，这份通知里的20条措施，每一条都堪称重磅，直指外资对华市场准入的痛点。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6月28日又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下称《目录》)。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发现，政策参与者和业界都认为，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大幅简化外资并购企业手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30日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今年出现了负增长，要引起高度重视。必须破除制约投资的各种羁绊，提振国内外投资者信心。7月2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
商务部7月30日公布《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此次修改的核心是：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和关联并购的，适用备案管理。
数位经历过此类并购的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条文上看，就是从原来的审批变成了备案。并且，修改案明确了涉及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需提供获得境外公司股权的境内企业《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此前在实践中并不明确。但其他一些具体操作(比如外国投资人的资质等要求)是否仍执行老的战略投资办法还不清晰。
另一位人士则举例称，战略投资改成备案制会好很多，“有个上市公司第一次引进战略投资就审批过一次，去年年底又要引战投，结果那次就没做成。”
在梁国勇看来，相比2015年，修改过后的版本明确推出了国家层面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清单包括限制和禁止两类，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传统结构有效地衔接了起来。可以说，《目录》现在是负面清单的载体，将来的外商投资法可能需要对这一点进行确认。
“内容上也有些调整，鼓励、限制、禁止类的内容都有变化。总体上，实施特别管理措施(限制和禁止)的行业从93个降到了63个，整体准入程度在提高。”他说。
梁国勇认为，服务业的开放政策是今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保持稳定的关键。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几天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尽快申请批准10项放宽市场准入措施落地，比如航空运输、其他建筑业、文化艺术、银行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等已有存量行业。航空服务方面，外商不仅可以投资维修，而且允许在运输销售代理方面设立企业。以前外商投资建筑工程设计企业，要求外籍技术人员不低于1/4或1/8的比例，这次不再做这样的限制，这有利于企业聘用更多国内新成长起来的技术人员。在人才方面，允许或者支持外籍科学家和外籍专家领衔或者参与承担国家和北京市重大科研项目，探索外籍人才担任新型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她尤其提到，在跨境电商的通关便利化、医疗和文化方面，普通居民将获得更多益处。
“新的方案中，一些国外研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药，经批准后可以在京进行临床试验，这样患者就可以比较及时地享受国际医疗研发的最新成果。我们还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医疗保险，增加涉外医疗服务的供给。”她说，“外商投资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都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允许更多国际上的文化元素在北京展示。”
转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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